民意在美国司法审判过程中体现大致有三： 第一、法官的合理化法律分析 美国司法发展的一个趋势是从规则中心主义向法官本文主义转变，在司法审判中，法官经常从政策、目的及原则等实质性的角度来论证判决的合理性，维护法律制度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实际上，通过媒体表达出来的民意是由司法腐败引起的一种反弹和抵抗，其中当然也包含大众对于期待及评价。从宏观视角看，裁判的平民化风格在传统中国不是插曲，在当下中国司法中也不只是惯性作用。
当然后来是职业主义占据了上风，申请资格限定为国民教育系列的法学本科。 二、民意左右司法——中国传统法官思维的平民性特点 如前所述，中国缺乏司法活动职业化，要考察中国司法活动必须要结合这一特征。不难想见，如果法官一开始就有一个观点并且坚持到底，那么必定会作出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是为对抗制审判方式所不容的。[12]然而，也不是没有人帮他说话，芝加哥律师协会力荐Passarella法官连任，好几位律师对法官的能力以及人格予以保证而他本人作为最有资格说话的人却没有说话。在法律职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职业主义与民主主义会是怎样的关系？美国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1）普通法遵循先例的传统。
一个案件是否有机会变更审判地点取决于州法律以及程序规则，而不是取决于美国宪法。三是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它深藏于各人心中的感觉而不具有实定性，但却引导着听讼者的判断[6](p.13)。在同一法学院内部，可以对法学教育与职业市场进行更精细的区分。
因此，法教义学所设想的法学教育经典模式，就被明确为以面向法律实务、培养法官能力为主，主要内容就是培养学生法教义学上的知识和能力。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推进，现实中生成的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 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两种学术研究进路面前，双方的分歧也更明显地凸显出来。例如，强调中国经验，就会意识到政党的突出影响，这或许会激励法学院毕业生以此作为优于司法机关的职业选择。在对法律实践做出评价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方面，社科法学更多倾向于强调地方性知识，主张以语境化的方式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对于法治实践的需求。
因此，不应反感甚至试图消除竞争，而应当将竞争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学术的分歧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意气之争，更要避免借助于学术之外的各类力量展开竞争。在中国向何处去、法律向何处 去的基础上，就引出了法学院向何处去的问题。
首先，在对法律实践做出评价时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方面，社科法学更多倾向于强调地方性知识，主张 以语境化的方式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对于法治实践的需求，一方面在实践中解决中国社会中那些复杂的、不能被法教义学所处理的问题，更好地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法 治道路，另一方面在理论上通过对中国经验的处理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成为中国对于世界的理论贡献。[6]这种对于某一制度的 同情性理解，并不等于赞美或维护该制度，而是力图理解形成实践的客观现实而非主观选择。而借助于高度发达的科层化官僚制所实施 的治理，本身也是形式理性化法治成熟的一个产物。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是将现行的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的前提,以此为出发点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
虽然交易的对象、内容与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交易的基本规则仍然可以一直保持大致稳定。这一类型的治理在现代社会中正处于不断扩张的状态。尽管如此，这种竞争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法教义学则为社科法学更深入地理解现行中国法律实践提供了规范分析的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中国法律本身就已经初步形成可供法教义学展开形式推理和规范分析的基本条件，法教义学也有可能对中国法律作出另一种意义的同情性理解。
因此,在社科法学的视野中，备受诟病的钓鱼执法与命案必破的合理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论证，[7]而通常被放逐在司法之外的政党及其所建立的某些具体制度也被纳入法学的视野并加以重视，[8]更不用说秋菊的 困惑这种完全被现代法治所忽视的现象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所得到的关注了。社科法学最重 要的长处，就在于它将法律条文的运用与有关法律的研究分离开来以探求真实世界的法律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以学术的方式填补了传统法学缺乏对社会问题关切的空隙。
[32]这里隐含的一个预设是，虽然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是复杂多变 的，但是法律实践可以把握其中的基本规律，因而在已经形成基本完备的法律体系和高度发达的法律方法之后，只从法律规范本身出发解决问题是可能的。而对法学教育产生不同的认识，也就产生了关于法律人/政治家与理想的法官之间的矛盾。
如果司法改革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地位，增加了法官的货币收入和非货币收入,那么自然就会驱动法学院的学生以此作为发展方向，从而强化对这方面教育的需求。[31]关于法律人/政治家的代表性主张，参见强世功：《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激进的观点有：必须将通识教育始终贯彻到法律教育中，特 别是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人类学，应当成为每个法学院学生，尤其是进行高端培养的研究生，必须修习的课程。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推进，现实中生成的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两种学术研究进路面前，双方的分歧也更明显地凸显出来。[14]但是，从形式推理深入到法律的形式理性化看，法律形式理性化的标准基本上是源于西方国家的。这一强调治理的视角在社科法学关于乡村司法的研究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6]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司法运作逻辑因而也就被概括为治理的逻辑。
因为从法律依赖于外部的时空条件这一角度看，中国政法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总是作为解决社会常规问题的回应而在一定的外部条件约束下形成的，因此需要进入制度形成与变迁的具体语境，移情地、体贴地、具体地予以考查和评价制度。例如，坚持宪法教义学，意味着以基本权利、合宪性审查作为基本的分析框架，避免社会变迁中复杂多变的政治因素对宪法的冲击，保证宪法秩序的稳定性。
具备了法官能力，担任其他法律职业甚至非法律职业，就有了最为扎实的基础。[3]参见刘思达：《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历史与反思》，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7卷，法律出版社2010午版，第25-37页。
在法律疆域能够扩张的背景下，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对于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不同模式，同样也可以互相促进，各自在擅长的领域获得更大的发展。只要双方都能坚持真诚的学术竞争的态度，努力在理性交流的基础上凝聚重叠共识，就能够共同推进中国法治的建设。
因此，法教义学的发展将理性的法律论证而非预设的法律规范体系作为起点，从而打破民族（国家）观念，形成了超民族观念。其次,在法律实践的具体运作形式方面，社科法学更注意现代治理术的灵活运用。最初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基于各自不 同的学术旨趣和视角，所讨论的问题域分离多于重合，相互之间并无太多互动。社科法学承认，从法律内在视角出发的职业训练对于法学教育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同时高度强调法律外在视角的社科法学以及相关的社会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这样一种由治理-法治带来的现代-传统的分歧，同样使得学术竞争表现出突出的实践意义。这就体现出从学术竞争向实践竞争的传递。
[32]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中外法学》2008午第2期。[26][29]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困境与出路》，《文化纵横》2013午第5期。
[16]参见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8页。[30]参见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4卷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9-469页。
而法教义学对于中国政法实践中的具体制度，或许会更多要求较大幅度的变革，并且可能会更多地以西方国家作为参照系设计改革。当现实与理论的反差与冲突呈现出中国-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时，社科法学的研究 就更强调从中国的经验与现实出发。通过社会科学的介入，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非但不会减 弱，反而会进一步增强能够对社会中的新问题及时加以回应。[5]因此，地方性知识这样的标签虽然 不能涵盖社科法学研究的全貌，但是能够生动地体现社科法学在面对法律实践时的基本立场。
但是，职业选择也不是完全自由决定的。[17]而这种思路并不局限于对乡土社会的研究，同样还可以道路通向城市
将居民的自由和权利等同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利显然是张冠李戴。(23)参见郭德林：《亚马留被刺案》，《四川统一战线》1999年第12期。
这种体制强调的是地方集体权利，而不是民族个体权利。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利是一个集体的概念，是指特别行政区作为一个地方团体自行选择、自主决定、自我管理有关事项、排除外部干涉的资格和自由。
上一篇：“轨道上的京津冀”取得新进展